當前頁面：羅榮桓
來源：辦公室 ???? 發布時間：2024-10-13
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學讀書，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隨即轉入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被派往鄂南通城從事農民運動，參與組織通城、崇陽農民武裝，任黨代表。這支武裝在江西修水編入武昌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他任特務連黨代表，參加湘贛邊秋收起義。經三灣改編到井岡山，歷任第4軍(初稱工農革命軍)的連、營黨代表。1929年底參加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古田會議），被選為紅四軍前敵委員會委員，會后任紅四軍第2縱隊政治委員。1930年8月任紅四軍政治委員，1932年3月起任紅1軍團政治部主任，江西軍區政治部主任，總政治部巡視員、動員部部長。曾兼任擴大紅軍突擊隊總隊長。1934年1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獲紅星獎章。同年9月任第8軍團政治部主任。長征中8軍團撤銷，他先后任總政治部巡視員，紅1軍團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6月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學習，并兼任培訓高級干部的第1科政治委員。1937年1月任軍委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任第1軍團政治部主任。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八路軍第115師政治部主任。1937年8月底，率115師主力從陜西三原出發，東渡黃河，開赴山西前線。9月下旬起率師政治部和一部分部隊，在晉察冀邊界地區的阜平、曲陽一帶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為日后建立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創造了條件。1938年初到山西呂梁山地區，領導創建抗日根據地，與代師長陳光先后指揮午城、井溝和薛公嶺等戰斗，保衛了黃河河防。同年秋參加在延安舉行的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會后任115師政治委員，1939年3月初與陳光率115師師部和686團等部進入山東，首戰樊壩，全殲偽軍1個團，打開了魯西地西的抗日局面。8月，與陳光指揮梁山戰斗，殲滅日軍300余人。同年11月，與郭洪濤等趕赴（微山）湖西地區，迅速制止和妥善處理了濫捕錯殺的“肅托”事件，解救了大批受害干部和群眾。
115師進入山東后，與陳光指揮所屬各部隊，和山東人民抗日起義武裝組成的八路軍山東縱隊并肩與日偽軍作戰，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團結抗日的友軍和愛國進步人士，孤立和打擊制造摩擦的國民黨頑固派。分別在魯西、魯南、冀魯邊、魯中、濱海地區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發展人民武裝，鞏固和擴大了山東抗日根據地。
1941年8月任山東軍政委員會書記。同年冬，日偽軍5萬余人“掃蕩”魯中抗日根據地，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和115師師部等領導機關被日偽軍合圍于沂水留田一帶。他準確地分析敵情，掌握時機，出敵不意地率部向日軍占領區臨沂方向轉移，跳出敵人重圍。后又返回根據地中心地區，領導軍民堅持斗爭，挫敗日軍在山東進行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掃蕩”。
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1941-1942年，他在頻繁的反“掃蕩”斗爭中，領導進行精兵簡政工作，加強部隊黨的建設和政治工作，主持召開115師連隊政治工作會議，全面論述了政治工作的任務、原則和方法，強調保證戰斗與工作任務的完成，是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民主的方法、群眾路線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是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1944年7月1日發表題為《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報告，提出要“以毛澤東思想為遵循的方向”，要“宣傳毛澤東同志的建軍思想”，同時強調要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在干部工作上，堅持任人唯賢，公道正派。1944年9月，在山東軍區工作會議上提出，不能只在熟人的小圈子中，以合乎個人口味來衡量使用干部。他善于團結和使用各方面的干部，受到廣大干部的稱贊。
1943年3月任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和115師政治委員、代師長，后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統一領導山東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黨政軍工作。在日偽軍對山東抗日根據地進行頻繁殘酷“掃蕩”、“蠶食”的情況下，他領導實行部隊主力地方化，開展分散性、地方性、群眾性的游擊戰爭，加強對敵政治攻勢，同時主張堅持邊緣游擊區，使之成為外圍的擴張線和活動的跳板；他總結反“掃蕩”的經驗，針對日軍對根據地實行的“鐵壁合圍”戰法，提出采用“敵人打到我這邊來，我就打到敵人那邊去”的“翻邊戰術”，即當敵人“掃蕩”時，把主力部隊部署在根據地邊緣地區，不在根據地內與敵周旋，趁敵人的包圍圈尚未緊縮時，選擇空隙打到敵人的后方去。1942年11月初，日偽軍調集1萬余人合圍在魯中的山東軍區等軍政機關時，他運用“翻邊戰術”，指揮115師主力部隊，出敵不意地向隴海路挺進，6天內連克靠近隴海路的海陵地區16處日偽據點，殲敵千余人，取得反“掃蕩”勝利。山東各根據地普遍采用“翻邊戰術”后，迅速扭轉了被動局面。
隨著軍事斗爭形勢的好轉，他領導部隊從反“掃蕩”為重點的防御作戰，逐步轉向攻勢作戰。從1944年起，向日偽軍發動了一系列戰役攻勢，相繼攻克日偽軍堅固設防的沂水、利津等縣城。連續爭取了多批偽軍起義，打通了山東各根據地之間的聯系。1945年指揮部隊進行大反攻，控制山東境內的津浦、膠濟、隴海鐵路，包圍山東所有的戰略要點，收復了山東的大部縣城和廣大農村，山東的八路軍發展到27萬余人。1945年6月，他被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后，他率山東主力部隊6萬余人進軍東北，任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東北軍區第一副政治委員、東北野戰軍政治委員。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戰軍第一政治委員。他作為中共平津前線總前委委員和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政治委員，參與指揮平津戰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談判工作。1949年6月以后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華中局(后為中南局)第二書記，華中軍區(后為中南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總干部管理部部長，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1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監察委員會書記。1952年領導籌建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后兼任院長。他是中共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一、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63年12月16日病逝于北京。